政府采购就应该买“国货”吗？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09年06月15日

许小年
中国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与经济学教授
许小年搜狐博客：http://xuxiaonian.blog.sohu.com/

《公立医院的经济学实质和依据》(以下简称《实质》)一文引用了诸多前卫的经济学名词，以表面上的专家声势和混乱的逻辑，令人无从搞清这些概念和文章的思路。在读者一头雾水之际，作者便抛开了逻辑推理，随意地得出事先设定的结论———医院应由政府来经营。

借助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等概念，《实质》断言(而不是论证)，“医疗领域是一个市场机制全面失灵的领域”，在政府必须干预的前提下，文章比较了各种政府干预的方式，认为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考虑，公立医院优于其他干预方式。

《实质》一文的错误在于，(1)即使存在着公共品、外部性、垄断和信息不对称，也无法得出市场全面失灵的结论，更不能将政府干预作为无可争辩的确定前提。首先需要论证的，不是各种政府干预手段的效率高低，而是政府与市场的优劣，是政府在市场中的职能与定位。(2)在不同政府干预手段之间，选择的依据应该是成本和效益的具体分析，而不是貌似高深的制度经济学理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交易费用和企业理论与《实质》想得到的结论没有什么关系，对这篇文章而言，这些理论仅仅是华丽的聋子耳朵。(3)即使依照《实质》的说法，公立医院的实质也不是降低交易成本，而是政府的仁慈和无所不能。(4)在分析市场和政府时，方法论上的前后不一致。

医疗行业的问题不等于市场全面失灵

如同其他行业一样，医疗卫生行业的确存在着公共品、外部性、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但这并不意味市场机制的全面失灵，不能由此得出政府应全面干预的结论。对具体情况要做具体分析，仅在市场失灵的那些地方，政府干预可以作为备选却不一定是必选的方案。下面我们逐一考察造成市场失灵的这些因素，并以此为基础，严格地界定政府的职能。

绝大多数医疗产品和服务不是公共品，而是私人品。私人品具有“竞争性”，甲吃了一个面包，乙就不能再吃同一个面包。与此相反，公共品是“非竞争性”的，甲在一条街道上散步，并不影响乙在同一条街道上骑自行车。药品显然是私人品，大夫的诊断也是私人品，因为在给甲看病的大夫不可能同时为乙把脉。医院是提供药品和医疗服务的机构，药品和服务都是私人品，市场能够有效地供应，市场并未失灵，为什么要由政府经营医院呢？对于私人品，讨论哪种政府干预手段更有效是毫无意义的，私人品市场根本就不需要政府干预。

医疗的外部性表现在传染病上，治愈一个传染病患者，不仅恢复了病人的健康和工作能力，而且降低了其他人得病的概率。另一方面，非传染病的治疗就没有什么外部性，肿瘤、心血管系统和外科等疾病只与患者个人有关，不影响其他社会成员。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要介入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例如“非典”和禽流感，而没有必要干预非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政府更没有理由以外部性为名，自己经营医院。

在经济学中，导致市场失灵的是自然垄断，而医疗卫生行业中的自然垄断现象并不严重。自然垄断的根源是规模经济，即单位成本随生产批量的增加而下降，药品的生产和医疗服务的提供显然没有什么规模经济效应。国内一些学者以为需求刚性造成垄断，这是一个高级而又十分明显的错误。食品需求比看病更具刚性，却基本没有垄断的问题。

和其他行业一样，对医疗的供给产生最大负面影响的是行政垄断，人为的行政准入壁垒阻止了资源的流入，使供给长期落后于需求，造成了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实质》一文却认为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政府所有者作为垄断者也不会剥削消费者，即使有盈余也属于全社会所有”。真的如此吗？从我国电信业的现状可知，行政垄断下的高费率给运营商带来了每年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利润，这是否构成对消费者的“剥削”？由于没有关于“剥削”的准确定义，无法在这里讨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些盈余仅在名义上属于全社会所有，一般百姓无从过问，更不要说受益多少了。

公立医院“不占便宜”的假设不成立

医疗行业中的确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但这并不能给公立医院留下很大的理论空间，因为公立医院同样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公立或私立，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不会因所有制的不同而改变。对于公立医院的优越性，《实质》一文试图从所有者的激励来解释，和私立医院相比，“政府所有者不会利用信息不对称占消费者的便宜”(以下简称为“不占便宜”)。

请注意，“不占便宜”是另一个关键的假设，如果这个假设成立，争论到此结束。由于政府所有者不会占公众的便宜，公立医院将为消费者提供真实和准确的信息，而不会像私立医院那样，利用消费者的缺乏知识，提高价格以赚取更多的利润。在政府所有制下，医院和病人享有完全相同的信息，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完全消失。

《实质》一文本来可以到此收笔，后面洋洋洒洒的交易费用和企业理论不过是摆设，在装饰自己的同时吓唬别人。倘若医院和病人之间的信息是对称的，交易费用几乎为零，交易费用理论也就与《实质》一文的主题无关。科斯在谈到企业的性质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交易费用和信息不对称的关系，但如果买方和卖方信息完全对称，交易费用就简化为差旅、谈判、律师等可预测的实际成本支出，这显然不是科斯或者威廉姆逊的原意。同理，如果信息是对称的，就不存在“可测量性”的问题，张五常的“要素交易契约代替产品交易契约”就失去了前提。如果信息是对称的，买卖双方就可以制定完美的合约，格罗斯曼-哈特的剩余控制权就变成了无的放矢。

在“不占便宜”的假设下，公立医院的实质既不是用要素交易契约代替产品交易契约，也不是掌握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而是仁慈与无所不能的政府的化身，是政府的一心为公消除了信息的不对称。什么“交易费用”啦，什么“可测量性”啦，什么“不完全契约”啦，什么“资产的专用性”啦，根本就不需要这些学术名词的堆砌，也不需要煞有介事地引用经济学文献，说到底就是一句话：私立医院想赚钱，会利用信息优势占消费者的便宜；而公立医院没有赢利动机，不会利用信息优势占病人的便宜。

公立医院不占消费者的便宜，听起来合乎情理，其实却是一个非常强的假设，未经合理性和实证检验，是不能接受的。《实质》应当但没有从理论上回答，政府所有者为什么不会像私立医院那样，利用信息不对称占消费者的便宜？由于公众的有效监督？还是政府所有者的天性仁慈？第二，即使政府所有者最大化社会福利，公立医院也有可能违背政府的意愿，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时将如何保证两者的目标一致？换句话问，政府所有者和公立医院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如果政府所有者一心为公，而且能够以零成本令公立医院贯彻自己的意图，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所有问题岂不都可通过国有化来解决么？市场经济岂不是应该回归计划经济了吗？从实证上看，如果“不占便宜”的假设成立的话，我国现有医院体系已然是政府所有制，为什么公众还在抱怨看病难和看病贵呢？我们为什么还要改革现有体制呢？

只有在公立医院也会占消费者便宜的情况下，即公立医院并未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实质》所引用的交易费用理论才是相关的和有意义的。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像《实质》一文那样，口念“市场失灵靠政府”的秘诀，再把其他方式的政府干预扔到地沟里，简单地宣布公立医院为最优对策。正确的方法是对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从中找出社会净效益最大者。可选方案包括市场化的私立医院、价格与品质监管、政府购买产品与服务、财政补贴消费者，最后才是政府所有制。这些方案的选择是一个纯粹的实证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我们不可能从理论上证明，政府所有制一定比监管好，也不可能从理论上证明，监管就比市场化方案好。到底应采取什么政策，完全看哪个政策的社会净效益更大。很有可能的一个结果是，各种政府干预的社会净效益都比市场化方案小，市场失灵仍然靠市场，因为找不到社会净效益更高的方案，政府干预将减少而不是增加社会净效益。

制定公共政策也要计算政府的成本

主张医疗行业由政府主导的文章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逻辑和方法论上的前后不一致。这些文章在强调市场失效时，假设了政府有效；在紧盯市场交易成本时，假设了政府的成本为零；在肯定私人的自利行为时，假设了政府官员的一心为公。市场与政府之争实际上变成了凡人和圣人的比较，市场与政府的效率高下变成常人和超人差别。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结论早已包含在假设中了。

在世俗世界中，制定公共政策要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在私人和政府官员均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将政府的成本计入社会总成本，而不能像《实质》一文那样，只算市场交易费用，不计政府费用。政府有收集信息的成本、监管的人力和物力成本、“寻租”腐败的成本、以及委托-代理等成本。

《实质》一文对交易费用和企业理论做了大体准确的简评，这几乎是它的唯一可取之处。但由于逻辑上有意和无意的混乱，文章前后矛盾，结论和理论处处脱节。例如文章在结尾处的第二个结论，“市场缺失，需要政府投入资金”，这个观点和全文反复引用的制度经济学理论没有任何关系，作者只好牵强附会，把政府投资医疗类比为二战之后的经济重建，令人啼笑皆非。这还不够，《实质》又转向“高风险”，说明政府开办医学科学院的必要性，不仅完全脱离了文章的主题———常规医院，而且又犯了一个经济学上的高级错误。政府资助医学研究，不是因为基础研究的高风险，而是由于它的外部性。到了文章的第三个结论，作者已近乎颠三倒四，政府掌握医院的剩余控制权是“为国家筹资”，“为国家领导人提供医疗服务”，“避免消费者受到私人垄断者的剥削”。

谢天谢地，总算讲了两句实话，较之学术包装下的蹩脚，显得自然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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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之道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09年第12期 出版日期2009年06月08日

　　（此文系许小年2009年5月30日上午在浙商大会上的发言实录，稿件未经演讲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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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的题目跟今天的主题有一些出入，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下民营企业的经济环境问题。去年四季度以来，开始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当前的金融危机环境下谈这个问题很有必要性，脱长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有负面效应，有两个问题难以解决。第一个是扩张性政策的可持续性，拉动内需能否单纯的依靠这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我认为是非常成问题的，如果是民间消费和民间投资不跟进的话，是很难实现持续性的增长，政府很难说有很多钱可以花，今年的天量信贷发放能否持续下去，如果这种天量的信贷持续下去，对于中国的银行体系的资产质量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也是非常严肃问题，如果我们担心银行的信贷体系恶化，那么今年的回暖能否持续到下一年，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主要的关键就是民间的资本能否跟进，恰恰是看到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在恶化，民间的投资跟进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第二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原因是在于这一轮的宏观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背道而驰的现象，就是国进民退，现在都是向国有企业倾斜，这是银行考虑到了贷款的风险，于是都找安全的避风港，国有企业、政府部门，就成为了表面看上去安全的避风港，民营企业在投资方面能够得到的是远远的低于国有部门。在这样一种“国进民退”的政策，对于目前的促进就业机会保证社会稳定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呼吁政策制定者重新评价当前的政策，把政府花钱的指导思想，尽快的转变到如何启动民间需求，如何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依靠众多的中小型的民营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依靠众多的民营企业来进行可持续的投资来拉动内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在这里呼吁，要尽快的采取措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

　　第一个建议，是放松管制，打破行政垄断。允许民营资本进入传统的垄断行业，比如说石油、石化、电讯、交通、基础设施、电力军工等等，让民营资本进入新兴服务业，包括了金融服务业、媒体娱乐、医疗教育等等，这样才能吸引民营资本进入到这些行业里面来，才可能有可持续的投资增长，才可能依靠广大的民营企业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

　　第二个建议，是放松管制，促进金融机构的创新，为民营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大家知道民营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型的，现行的金融机构不可能提供足够的支持，尽管是有了高度的重视，但是在方法上是欠妥的。大型的国有银行由于它的成本比较高，给中小企业放贷款是无利可图，或者说是薄利的，因此由银行的成本决定着，不可能给中小企业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不可能依靠现有的，或者是不能依靠现有的金融机构，而是要进行金融机构的创新，这就需要降低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允许各类的民营小型金融机构进行尝试，否则支持中小企业永远是流于形式和口号。

　　具体而言，就是要降低市场准入，建立众多的民营的以社区为基础的信贷机构。其中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东南沿海的地下钱庄合法化，政府监管还可以收税，目前办公室里面设计出来的只贷不存的小型贷款机构是没有生命力的，将来在市场当中一定会碰壁，而在市场中现行有效的给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地下钱庄政府应当合法化，出台法律和监管，允许这些机构在一个公正和透明的法律监管的框架下进行运作，发挥他们的功能。

　　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第二点，是要尽快的推广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要尽快的结束由于部门利益之争，到现在都迟迟不能出台的“合伙企业法的实施细则”，为民间的股权融资机构创造一个法律框架。

　　第三个建议，为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取消公开市场化前的审批机制，让企业投资者决定自己买多少，卖多少，以什么价格买，以什么价格卖，企业的融资是市场上的自愿市场交易活动，不需要审批。我们呼吁取消这种审批机制，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允许任何时候上市。

　　改善民营企业的第三点建议，就是减轻赋税，目前民营企业的赋税太高，加在一起有40%以上的税负，是世界上最高的税负之一，在当前的企业经营困难的环境之下，政府应当让利减税，减轻企业的负担，让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来从事投资活动。

　　第四个建议，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促进创新。民营企业的产品普遍是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这样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我们的民营企业在研发的投资上，创新的投资上，是显著低于国外的企业，为什么？原因之一是我们的法律环境不完善，对于知识产权不能进行有效的保护，创新很容易被抄袭，抄袭之后的前期投资就没有办法回收，为了促进我们的企业创新，一定要打击盗版和侵权活动。

　　我同意大家的说法，危机也是机遇，但是为了把危机转变为机遇，我们在这里空谈是没有作用的，国家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只有企业发展了，需求才有可持续性，只有企业发展了，才能保住就业，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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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腾讯财经　记者：李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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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现在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刺激经济，你如何评价通过基建投资来拉动内需？

许小年：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我们听到政府官员的一个反应，都说这个基础设施项目现在还有这个需要，搞经济建设，问的不是需要不需要，村村通公路是有需要的，甚至村村通铁路都是有需要的，搞经济问的是有没有效益，村村通公路，村村通铁路有需要，有没有效益？

记者：而且会不会给我们未来得结构性问题也埋下隐患呢？

许小年：当然，刚才在会上很多经济学家都已经讲了。投资部门都是使投资比过去更重，进一步挤压消费，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现在的资源进一步向国有部门集中，这是另一个结构上，在所有制结构上的严重失衡，国进民退，我们都知道民间部分的效益，是比国有部门高的，可是在这一次经济调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国有部门的膨胀，民营部门的相对缩小。

记者：美国、日本、瑞典、英国这些国家开始实行尽量宽松的经济政策，比我们放得更宽，他们在不断降息，在正规手段没有办法操作情况下，用一些非激进的手段。中国的情况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许小年：我们跟他们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经常把中国美国，中国英国相提并论，这是在危机性质的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美国这个西方国家，她是金融危机，中国没有金融危机，要搞清楚了，所以他松宽的货币政策，相当部分是为了挽救整个金融体系，防止他崩溃，在中国不存在这样的危险，在中国不存在这样的危险。所以他的货币政策是叫做一石两鸟。他既想通过松宽的货币政策挽救金融体系，又想通过松宽的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而我们国内金融体系没有崩溃的危险，不需要紧急放水，注入大量的流动性，来防止银行倒闭，我们没有这个危险，所以你不要把中国的货币政策，和美国英国的货币政策相提并论，他那边一石两鸟，我们现在这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为了拉动国内的需求，因此在力度上的操作，在时间上的操作，不应该和西方国家相提并论。

记者：那您有什么一些更好的建议吗？比如说在其他方可以拉动内需的手段？

许小年：其他方面的手段，我们98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中国经济不缺需求，需求有的是，98年我们进行了住房改革，巨大的住房需求一下子就出来了，2001年中国加入WTO，巨大的国外需求，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所以我们靠拉动内需。一，不需要政府花钱；二、不需要银行如此规模的发放贷款。我们需要：一、改革，二开放。改革创造更多的市场，把老百姓的潜在需求释放出来，调动出来，开放现在更重要的是对内开放，对内开放来创造投资机会，把民间商业部分的需求释放出来，这么多的垄断部门，你要是开放的话，能创造多少投资机会，对吧！所以投资也不缺，消费也不缺，但是现在被我们僵化的经济体制压制住了。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把这些长期受压的需求释放出来，中国经济没有问题。我们不需要凯恩斯主义，我们需要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文/李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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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我国经济困难状况比今天严重得多，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财政刺激计划，没有4万亿，我们走过来是靠改革开放。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政府花钱。需要的是继续改革，需要的是继续开放。

　　“为什么这样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世界各国几乎无一幸免？我所得出的结论，就是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我们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没有全球化，一系列的制度没有全球化，货币政策没有全球化。”3月19日，中欧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杭州对《浙商》记者表示，美国的最大问题在于消费太多，杠杆太高，因为美国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去杠杆化；而中国目前的问题就是消费太少，投资太多；因此，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扩大消费，并逐步去库存化。

　　楼市——

　　回暖只是暂时现象

　　《浙商》：今年2月份，全国楼市普遍出现了成交大幅反弹的“小阳春”行情，尤其是杭州透明售房网公布的2月16日单天118套的成交量，打破了去年最高单日记录88套，创下了2008年1月以来的单天最高纪录，相当于去年2月整个月的成交量。很多人认为楼市已经出现回暖迹象。您怎么看待未来的房产走势？

　　许小年：从国内来看，房产仍存在过剩产能(据戴德梁行最新报告显示，上海、北京、广州等全国9大城市目前积压了2006年到2008年在建的库存商品住宅约3800万平方米，消化这些库存平均需要9个月时间)。在库存房没有消化之前，房价的反弹应该是暂时的。因此，楼市回暖只是暂时现象。去库存化完成的那天，才是楼市真正回暖的那天。

　　《浙商》：此次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没有房地产。那么，您认为今年对于房产会有怎样的调控政策？

　　许小年：房地产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房地产如果繁荣的话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当显著。房地产的投资现在已经占到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一了，所以是非常大的一块。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太高，政策的相互矛盾太多，使得市场不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预期，因此大家持币待购。

　　我认为还有一个政策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就是土地供应问题。土地供应方面不确定性的消除，对于建立起市场的稳定预期是有非常大帮助的。现在房地产潜力有，关键是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假设目前政策不变，我觉得房地产近期恢复的可能性不大。

　　股市——

　　把资金交给专业的人操作

　　《浙商》：您预测2009年GDP增长是6%-8%，而根据历史经验，如果GDP增长6%，很多上市公司的盈利会是负的。因此您建议投资者远离股市，是这样吗？

　　许小年：股市永远有投资机会。不过投资是一个专业性很高的职业，散户在股市上没有任何优势，在一场没有任何优势的博弈中，肯定是输家。散户没有信息优势，没有研究优势，没有资金优势，全都处于劣势，明明知道这场仗是全面的劣势，为什么一定要卷进去呢？所以我的原意是，对于没有优势的仗，最好的策略是退出。

　　《浙商》：但是中国投资者投资渠道这么少，大家还是想在股市中寻找机会。您是否能给点建议？

　　许小年：我非常赞同你的说法，那就是中国投资渠道太狭窄了，所以大家都挤到股市里来，不出问题才怪。所以我也一直呼吁要尽可能给老百姓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 我一向认为，机构仍是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股市的主体还是机构投资者，散户可以选择一些你可以信任的基金，选择一些你觉得业绩还不错的机构投资人帮你来做这个事情。如果你要说我给股民什么建议的话，那就是，自己不明白的事交给明白人去做。

　　不过对于股市机会，我认为今年不能按照市场和行业来选择股票，而要看具体的公司；要特别关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尤其是哪个公司拥有更多的现金流。

　　消费——

　　释放市场购买力

　　《浙商》：从中国经济发展来看，需求是不断被释放的过程。从最早的改革开放，到1996年的房地产改革，到2001年加入WTO，中国的需求就是不断被制度变革挖掘出来，经济也获得迅速发展。

　　许小年：没错，目前来看，仍是要继续挖掘中国的潜力，其实中国的潜力就是老百姓的聪明才智。

　　关于政府4万亿投资，我个人认为方向是有偏差的，因为从全球化中的经济循环周期来看，目前中国要做的就是减少投资，增加消费，采用各种各样的政策，来调动民间的需求。不是政府自己在那里创造需求，而是调动民间的需求。我们的问题是投资已经太多了，现在又追加了4万亿。

　　《浙商》：要刺激消费还是要通过一定的途径释放市场购买力，所以你也是很支持消费券的发放。

　　许小年：需求在市场，需求在民间。广发消费券，释放市场购买力，这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比政府4万亿投资要更有效率。

　　我们应该研究的是如何增加老百姓的消费，如何让消费取代外部需求、取代投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最重要的部分。

　　投资——

　　大力发展服务业

　　《浙商》：您认为，未来哪些产业值得关注？

　　许小年：我一直强调的是，要企业关注服务业。我们的服务业在整个GDP中的比例不到40%，而美国是80%，日本是65%，即使印度，也有50%。只要我们能提高10个点，那么带动的就业数量也是非常之大。可以获得发展的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电讯服务、医疗服务、交通运输、文化媒体、教育等，这些服务的潜力非常大。如果是制造业，也要向高端发展，向和服务业相关的方向发展。

　　我们80%的中小企业没有金融服务，银行嫌“贫”爱“富”，所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不能靠现有的商业银行。因此就要让东南沿海的地下钱庄合法化，经过工商注册，转到台面上来经营，可以创造就业，又能为中小企业服务。

　　发展服务业还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当前的政策口号不应该是保增长，应该是保就业，因为只要保住了就业，就保住了消费，保住了消费就保住了社会。“保八”不一定能够保社会安定，而保就业可以保住社会安定。

　　《浙商》：这些产业的潜力要得到充分激发还是需要政府的政策。

　　许小年：政府现在最该做的就是打破僵硬体制的束缚，把民间的需求释放出来。

　　1978年我国经济困难状况比今天严重得多，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财政刺激计划，没有4万亿，我们走过来是靠改革开放。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政府花钱，我们自己的经验证明我们不需要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救不了中国。我们需要邓小平理论，需要的是继续改革，需要的是继续开放。

　他表示，目前中国经济所谓“企稳”或者“回暖”的迹象基本上是建立在银行一季度大规模放贷的基础上。“银行简直是发疯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击大量放贷的情况。如果第二、三、四季度放贷减缓下去，目前的经济反弹还可以持续下去吗？所以，现在决不能轻言经济反弹，不能轻言复苏。”

　　他分析，中国一季度的GDP增长主要是政府投资增长带动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带动国内的生产，投资都是用去购买原材料的库存了。而且大量的投资还会增加本已过剩的产能，继续增加企业库存。所以，投资拉动对经济提升作用非常弱，在经济库存周期原理的作用下，中国的经济完全有可能进入下一个下跌周期。

　　对于全球金融危机的趋势，在他看来，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在于它的深度和范围，而且在于它的性质。中国加入WTO后，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性，所以它的复苏也应该是全球性的。中国既不可能独善其身，也不可能率先反弹。

　　“正好相反，我感到率先反弹的有可能是美国经济。原因在于，西方经济自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已经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而中国的调整，只进行了一小部分。由于政府的政策，被延缓甚至被阻止。所以调整进行得越缓慢，复苏到来就会越迟。我们看到西方已经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但是中国还没有见底。”

来源：金羊网-新快报

　　来源：搜狐财经
 　　
　　2009年4月17日-19日，“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召开，以下为许小年在“博鳌电视辩论会”上发表的观点。

　　主持人宋马丁：许小年教授，您刚才提到平衡，政府应该承受多少？我们谈到教育、养老金、医疗，政府应该承担其中的多少？几周前我知道，在中国农村人口仍然占人口的大部分，很多的储蓄是嫁妆储蓄，为子女嫁娶的储蓄，难道政府为子女的嫁娶做准备吗？

　　许小年：社会安全网是养老金、社会保险金和医疗铁饭碗的是保证就业、保证收入，两者之间比较区别开，不能混为一谈，因为这两者之间并不一样。 铁饭碗不好，我们永远要消除这样的体制，但社会安全网不一样，安全网方面政府做的事情太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储蓄率居高不下，而且我们的储蓄率还在上升，因为对于居民来说，投资机会是有限的。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房地产、A股，我们对很多行业都放松管制，让资本流入当中，特别是服务行业放松管制，我们能不能建立数以千计的医院，我们看到中国的医院多么拥挤，为什么不能创建更多的医疗机构呢？中国80%的中小企业得不到任何的金融服务，我们有7亿多农民得不到金融服务，他们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是巨大的。

　　政府需要做的是放松管制，解除管制，让市场、人民考虑如何分配资源，而不是政府的支出，只要政府还在主导资源的分配，就有浪费、贪污，效率低下，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进入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轮阶段，要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而不是靠政府支出，而不是样样都管。更多的投资机会，更多的投资渠道，包括金融投资，这也就意味着更多的投资。